从“十一五”提出“绿色普洱、生态普洱、文化普洱”的发展思路，到“十二五”提出“生态立市、绿色发展”的发展战略，直至成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，普洱发展“绿色经济”初心不改。步入“十三五”，向绿色、向生态要红利已成普洱共识。近日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就普洱市的发展思路，专访了市委书记卫星。

“向绿色要红利就得忍得住，扛得起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地处边陲、经济欠发达的普洱连续用两个“五年规划”来确立绿色发展战略，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

卫星：普洱尽管地处边陲，但森林覆盖率达70％左右，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100％，优级天数保持在300天左右，被誉为“天然氧吧”。地表水、饮用水水源地100％达标，并保存着全国近1／3的物种。生态是普洱最大优势，绿色是普洱最大特色，与其他省区相比，普洱的绿色生态具有比较优势，换句话说就是“天赐普洱”。

此前，普洱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普洱人的身上，靠山吃山吃什么？无非是那点矿产资源、森林资源，吃完了怎么办？近年来，我们开始思考可持续的发展路径。我经常讲一个观点：空气带不走，生态带不走，但绿色健康养生产品可以带走。普洱要实现可持续发展，根本要靠生态环境建设、生态产业建设、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。

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，着力推动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。发展绿色经济，是中国破解资源环境瓶颈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。

“十二五”时期，我们更加坚定了走绿色发展的路子。2013年6月，国家发改委复函云南省政府，同意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。这对普洱市来说，来之不易，同时，如何让发展绿色经济的探索实践从试验上升为示范，为全国同类地区发展提供普洱方案，履行好国家赋予普洱的历史使命，我们深感到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既要负责整个区域的发展问题，还要考虑到把生态保护好，如何协调？

卫星：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，的确压力很大，特别是要在确保我们的发展指标与全省同步实现跨越、实现小康的大背景下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坚持保护是第一政绩不动摇，在保护中开发、在科学开发中，更好实现保护，宁愿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，也要把普洱生态环境保护好，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、算长远账、算整体账、算综合账。

普洱要实现全面小康，要跨越，系于绿色发展来实现，这个过程很考验领导干部的智慧，考验政府的执政水平，怎样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，这个度确实很难拿捏。

不过，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已经有了一些可复制的经验，绿色经济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。摸清家底后，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优势，没有去过剩产能的历史包袱，产能调整的压力不大，压力主要是经济结构调整、产业优化升级。其次，老百姓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绿色的热爱，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保护观、生态观已深入人心。现在砍一棵树，老百姓都会报警。这是普洱上下形成的良好共识。有了共识，无非是笃定思路，坚持按绿色产业，绿色生产、消费、生活方式去做就好了。

大山已经不再是阻隔我们与外界联系的障碍，而是可持续变现的、提供我们吃穿用度、循环发展的致富之山。在向绿色、向生态要红利层面，我们变山为宝，“靠山吃山”，念好“山” 字经，做好“山”文章，向山要产业、要生态、要效益，结合普洱发展，“十三五”规划当中我们做了一个“4+4”的产业布局。第一个4即四大产业基地：特色生物产业基地、清洁能源基地、现代林产业基地、休闲度假养生基地；第二个4即四大产业：高原特色农业、绿色工业、现代服务业、智能产业。“4+4”产业集群构建了向整个山要效益的绿色经济发展格局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传统GDP向绿色GDP转换，显然还有一段距离，若步子迈得过大，要付出很大代价，你怎么考虑？

卫星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话分两头讲：一方面，我在全市大会上说过，绿色、生态变现的周期长，特别是变现方式仍很传统，碳汇交易方式、规则尚不明确。所以，做绿色经济要有毅力、有恒心，要忍得住，要耐得住，要扛得起。

外面都在疯狂发展，大家都比传统GDP。绿色GDP的权重占比不高，传统GDP主导短时期还难以改变，所以每次汇报工作压力很大。

一方面我说要忍得住，是因为绿色GDP的转化是个痛定思痛的过程，这个过程还在探索中。我们知道今后一定会有出路，但眼前的发展与长远发展之间的GDP增速如何取舍、平衡，如何抉择与应对？我们始终坚持普洱要绿色、生态、惠民的GDP，不要带血、污染、低效益的GDP，这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和牺牲，要有定力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希望尽快缩短这个周期，来实现绿色崛起。我们努力在做，所以希望国家对GDP考核尽快向绿色转换。

我们正在建设的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，明年中期评估，现在省里也给我们一些差别化的考核。比如说考核保护的情况怎么样，指标落后了没有。尤其普洱的固定资产投资、出口、消费三驾马车中，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是最主要的，占到80％多，若没有差别化的考核，普洱在全省排名会很不好看。

我们现在已改变过去的政绩观，投资不是简单建点楼堂馆所，搞一些形象的工程、政绩工程，固定资产投资几乎全部用在民生上，用在基础设施上。

坦率地说，考核的压力很大，我也有顾虑。我们知道今后路怎么走，也知道这个过渡期间怎么衔接。衔接的过程中我们的GDP增速会受到一定影响，因此，上级党委、政府能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，不要拿我们跟其他工业化发达地区去比较，绿色崛起才能更好地落在实处。尽管这个过程很痛苦，但为长远考虑，还是值得的。

“搞绿色经济让老百姓更有钱，这是最关键的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绿色经济概念下，产业布局与过去传统发展方式有何不同？

卫星：与过去发展拼资源不同，我们的项目观是围绕基础设施，围绕民生来做项目，不是过去搞得轰轰烈烈的大拆大建的项目。我们现在招商引资，首先不招重化工行业，这是一个刚性的规定，不容逾越。其他行业我们强调三点，一个是环评环保，二是税收贡献率，三是解决就业岗位，全部评价完了以后再招进来。在产业发展布局中，我们更多的是招一些休闲养生康体、生物制药、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，围绕当地产业发展、老百姓增收能产生巨大效益的产业项目。

此外，我们对所有的矿业企业执行最严格的环保约束，很多过去的老矿该改造的改造，达到国家排放标准，该封的封，新矿一律不准增加。为了保护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，我们通过人大立法，禁止开发埋藏在底下的云南省最大铁矿。这要牺牲，做出很大的利益让步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林下经济产业，会不会出现好心办坏事，打着保护生态的旗号去破坏生态？

卫星：这个你放心，我们把云南农业大学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农科院专家都请来，作科学规划。云南生态多样性、丰富性明显，就像食物链一样。山体的高度不同，气候、温度不同，生物涵养也不同。每个高度差区域适合种什么、养什么都是科学。我们不是拍脑袋，盲目的发展林下经济，而是仿生态，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然法则和规律，科学规划，在不破坏、不危害生态的情况下，有选择、有控制种植养殖，以期达到绿色生态红利最大化。

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来统筹利用荒山、荒坡、空地，而且更注重生物多样性中的依存关系，比如种石斛，病虫害都出去了。我们已经有四个院士专家工作站，正在申报的还有七个。依托专家资源，我们会把规划做得更加科学、完善。

绿色经济效益，要让老百姓看得见、抓得着、有实惠。所以，搞绿色经济的关键是让老百姓更有钱。2014—2015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农民收入实现了翻番，接近1万元。目前来看，一年比一年有成效，老百姓接受绿色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强。

此前，有些山是荒废的，现在产生效益后，老百姓对山的保护意识更强了。不需要做更多解释，只需进行一些科学引导，老百姓只会更爱惜自己的饭碗，怎么会砸了自己的饭碗？

在变现的过程中，遇到最大的难题是传统生产习惯。过去一亩茶叶可以收到400—500公斤，现在按照绿色有机标准来种植和管理，不施化肥，不打农药，产量下降了，每亩只能收200公斤左右，开始老百姓还难以接受。

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，坚持抓标准、抓源头、抓品牌，以质换量。虽然产量减少了，但品质上去了，价格自然高了很多。比如，我们的祖祥茶叶公司生产的有机茶每公斤卖到2000多欧元，产品供不应求。目前绿色、生态、有机已深入人心，我们也乘势将普洱全市所有纯绿色、生态产品打上普洱标签，以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城市做品牌保证。

2015年，全市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483万亩，实现林下综合产值89.1亿元，占全市林业产值46.8％，比上年增长18.3％，成为林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林农增收的主要产业，广大山区农民来自林下经济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还强。

“我们未来是适应做增量，转化存量，两条腿走路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现实地看，你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增量还是保存量？

卫星：这个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两条腿走路。你指的可能更多是生态的增量、存量的问题，我从宏观的经济总量、存量来解释，普洱现在的增量一定是绿色的增量。存量当中，我们把有些甚至还有污染的，让它必须达到国家排放标准，有的坚决关停并转。比如，我们把小煤窑全部封掉了，10个区县污水处理厂全部用起来。还有橡胶厂、矿山企业全部都做到达标排放。存量完成改造，绿色的增量也就扩大了。新的增量，我们严格把关，绿色经济总量自然就上来了。

“十二五”期末，我们的GDP是514亿元，年均增长12.5％，均超全国全省平均水平，首次跨过500亿元大关。在“十三五”，我们要翻番，GDP达到1000亿。随着绿色、生态效应的变现，新增500亿的质量会更好，效益会更优。所以，我们未来是适度做增量，转化存量，两条腿在走路。比如说林产业，我们主要是采伐人工林，天然林主要是保护，来发展林下种植业、养殖业，保持一个总的平衡，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按照目前的规划和设定，我们看到普洱在想方设法把国家的一些政策用好。在政策层面，细化到什么程度对普洱来讲操作性更强？

卫星：对我们来说，就要结合试验示范区的绿色化发展来细化。目前，中央层面和省里给了44条政策，这44条是差别化政策，是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。不过，有些政策太过宏观，我们希望政策往下走，允许我们地方自主权。在执行层面，我们更希望来整合这个盘子，能做什么我们最清楚，池子怎么养鱼，让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。

不管政策怎么宏观，落地时是不是对绿色发展有促进作用，是不是用绿色发展来检验政策的有效性最为关键，咬住这一点，政策差别化自然显现。

“我们正争取让普洱绿色经济考核体系成为国家标准”

中国新闻周刊：目前考核体系依然是传统GDP主导，绿色GDP权重过低，这对普洱是不是有些不公平？

卫星：事实如此，但转变发展方式就要付出代价，逃避不了。我们也在积极呼吁，下一步考核普洱时加重绿色GDP权重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提升自然资产价值，加重绿色生态权重。尽管绿色GDP权重转化标准尚未明确，但国家和省里已经务实地给了我们一系列的差别化政策支持。

在绿色GDP部分或者是替代传统的GDP过程中，我们试图建立一套标准，推动绿色GDP的转化。我们请了国家行政学院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家统计局几家和我们做了一套，但别人不认可，只能在普洱用。所以，现在普洱实行双轨制度考核，这个考核一套，然后传统的考核一套。

既然批准我们是国家首个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，那就先行先试，让试验达到示范的效果，上报国家发改委，如果认可，普洱模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。普洱标准体系今年4月份已通过专家第三步评价，目前在四个县（区）试点，年底前完善，明年在全市推开，计划运行1-2年，2018或2019年提交国家层面。

从普洱模式到国家标准，所做的工作量很大，很多框架性的内容要考虑地区差异，只能小步快走。在传统GDP与绿色GDP之间找到一个转化依据，这个过程太艰辛了。普洱市做规划、做标准，我们请到了国家层面的顶级专家，在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发展规划评审时，我们又争取到了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，每一步都在争取。还有一些技术性的、方向性的问题，具体到一些小的产业发展、人文的东西。

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开始搞绿色发展论坛，主要是宣传推介普洱绿色发展的理念、举措和成效，已经搞了两届了，国内外的顶级专家都来了，效果很好，更加坚定了我们走生态立市、绿色发展路子的信心和决心。

中国新闻周刊：绿色GDP和传统GDP之间转化，要制定一套普惠性或者差异性的标准体系，如何量化？

卫星：碳汇交易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定论，但理论上可行。一个区域不适合搞绿色生态，适合搞重化工、附加值高的重工业，碳排放比较多，就得向绿色GDP贡献率高的区域把指标买过来，适合做绿色生态的区域安心搞绿色生态即可。

我们也在探索碳汇交易可量化的标准，但碳汇交易试点标准的制定，需要国家层面的授权，并需要国家层面来推动。

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五大发展理念，“绿色”与“共享”需要协调。高能耗地区向绿色生态地区购买生态指标其实就是共享“绿色”的一种形式。买着买着，发现不划算了，那就自己搞绿色搞生态，这就是普洱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贡献之一。此外，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大气治理规则制定、改革国际治理体系，提供必要的支持。（本文首发刊载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第774期）